从塑造中国到不敢认输——美国对华认知的四十年

布林肯和沙利文为什么突然说起了实话

2025年以来，拜登政府卸任的两位对华政策操盘手——国务卿布林肯、国安顾问沙利文——多次公开回顾他们当年的做法。沙利文2025年5月说，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两条线：一边用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盟友协调压中国，一边靠高层沟通防止冲突。潜台词很直白：这场竞争赢不了了。真能赢的话，美国从来不介意跟你正面冲突。

布林肯2026年7月更进一步，承认中国有更大的市场、更完整的制造体系、越来越强的科技和产业能力——听上去终于肯面对现实了。但话锋一转：美国单独赢不了，所以要拉上欧洲、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一起赢。

沈逸的评价是：这些说法最多算部分正确，离问题的本质还差得远。但有一点是真的——美国的对华认知确实变了。冷战刚结束那会儿，美国相信自己能单独拿下中国；现在，它把中国当成了治不好的焦虑。

福山出场：历史终结时的自信

冷战结束的头十年，美国对华认知的底色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美国赢下了冷战，结论顺理成章：我赢了，我有什么错？全世界都该跟着美国走。

中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吗？是。所以在华盛顿的主流想象里，中国扩大开放、参与全球化、融入国际制度，最终会走向「美国化」——社会结构、政治观念、国家行为，统统并入美国主导的体系。

克林顿把这条思路变成了政策。1997年他讲对华关系，关键词是「接触」：在同中国合作的时候表达美国的不同看法，通过长期交往推动中国发生「符合美国期待的变化」。2000年，美国给了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PNTR），随后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不是恩赐——美国企业在这笔交易里赚得盆满钵满。华盛顿的算盘是：经济开放会像当年撬动苏联东欧一样，撬动中国的制度。

这套政策有个名字，叫「有原则、有目标的接触」。它的前提写得很清楚：中国可以参加比赛，但必须接受这套体系的规则和权力分配；中国可以成为重要成员，但发展方向必须且只能与美国定义的现代化道路一致。

那时候美国理论界大体有三种判断。自由主义者相信相互依存和国际制度能改变中国的偏好；现代化理论的支持者认为经济发展自然会推动政治制度向西方靠拢，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现实主义者虽然警惕中国崛起，但当时美国的实力优势太显眼，多数人觉得中国还构不成挑战。三种判断共享一个前提——美国从没想过，中国发展到一定实力之后，会有自己的想法，会走自己的路。

佐利克时代：你可以长大，但要听话

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WTO，经济规模急速扩张，同时美国撞上了911。小布什一边指望中国在反恐、朝核、全球经济稳定上出力，一边开始留意中国实力增长带来的长期影响。

2005年，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抛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是对「接触」的一次升级，承认中国已经是重要参与者了。但这个词里藏着一个等级：美国单方面规定什么行为算负责任、什么不算，中国要用自己的政策证明符合美国的标准。你可以成长，但成长起来必须接受指点，否则就是威胁、就是不负责任。

奥巴马时期：欢迎稳定、和平、繁荣，但不欢迎强大

2008年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国经济模式的权威性，中国在全球复苏里的作用反而增强了。奥巴马政府启动「亚太再平衡」，在军事存在、联盟网络、地区制度上同时发力，一边又继续在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全球治理上找中国合作——这种「一边压制一边合作」的拧巴姿态，后来在拜登政府身上原样重现。沈逸的点评：美国面对中国时工具其实非常有限，战略上很贫瘠。

2011年奥巴马在澳大利亚说「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201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措辞更细：欢迎一个「稳定、和平、繁荣」的中国。注意，没有「强大」。美国可以接受中国稳定、和平、繁荣，唯独不承认中国强大——沈逸说，这是拒绝承认中国实力的增长。

也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学界的分化开始了。弗里德伯格承认中美竞争风险在上升，但认为冲突可以管控；伊肯伯里相信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开放度够高、制度黏性够强，中国的崛起可以被吸纳进来；江忆恩通过研究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实际行为指出，中国对不同议题的态度并不相同，接受一些规则、要求改一些不合理的安排——给中国贴「修正主义」这种抽象标签，反而会招来自我实现的预言。

政策的重心也在变：从「改变中国内部制度」转向「限制中国把经济实力变成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翻译成大白话：里面搞不定你，就在外面把你框起来。

特朗普：接触失败了，所以是中国的错

2017年，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定义为「试图改变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力量」。华盛顿的语汇表里，「接触」（engagement）变成了禁忌词——沈逸引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的观察：大家不提这个词了，改用「沟通」（communication）这类中性的说法。

特朗普本人说得更直白：美国曾经相信支持中国发展并把它纳入国际体系会推动中国自由化，但这个期待没有实现。这是一句「非常不好听的实话」——美国决策者几十年里不方便宣之于口的真实想法，被他说了出来。

随后「接触失败论」成了美国战略界的主流叙事。这套叙事的剧本是：美国曾经恩赐给你市场准入、技术、资本和制度机会，只希望你接受西方模式，你居然骗了我，拿这些条件发展自己的实力，还坚持独立的发展道路不改。所以美国上当了，要纠偏，要重建国内产业，要联合盟友。

沈逸驳斥这套剧本：美国不是傻子，也不是慈善家，更不可能被谁骗三四十年还不改。事实是中美经贸合作让两国企业和消费者都赚了钱，美国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化配置拿走了超额利润；中国的发展靠的是自己的长期投资、劳动积累、产业政策、教育普及、基础设施和技术进步。把中国不按美国预期改变说成「接触失败」，等于承认美国对华外交里本来就带着和平演变的企图——这恰恰是在威胁中国的核心利益。

更深的问题在这里：认知错了，看什么都错。中国坚持自己的制度和道路，被解释成美国政策的失败；中国正常提升产业和科技能力，被解释成利用国际体系占便宜；中国提出改革国际制度的建议，被解释成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战略疑虑越滚越大，中国没法靠自证清白消除它，美国自己也被它搞得政策持续走形。

拜登：三个特点，一个败笔

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的基本判断，还自认为更聪明。2022年布林肯提出「投资、协同、竞争」三层框架：先投资美国自己的基础设施、科技和产业能力，再协调伙伴，然后跟中国竞争。布林肯把中国称作「唯一同时具备改变国际秩序意图和相应能力的国家」——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样样够格。

但沈逸指出，拜登政府最大的失败恰恰是「对本国投资的失败」，而且这种失败长在美国制度里，没有哪届政府能改。具体到政策，三个特点：

• 产业政策和国家安全深度捆绑。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看着声势浩大，钱花完了、预算走完了，效果没人评估——美国政治制度有个核心毛病：政策执行之后没有像样的审计核查机制。
• 把盟友体系改造成科技供应链和规则竞争的工具。美国推动欧洲、亚洲盟友在半导体、关键矿产、先进制造上一起限制中国，却拿不出有吸引力的筹码补偿盟友因此损失的经济利益。
• 搞「护栏」。一边高强度竞争，一边恢复高层沟通，防止军事冲突。护栏背后是说不出口的真相：在第一岛链、台湾海峡、东海、南海，美国的军事实力优势对中国已经失效，除了避免冲突，美国没有别的选择。

而这套操作里最大的败笔，是「小院高墙」和精准限制。它给中国施加了精准的外部压力，结果在两个方向上把中国推醒了：第一，中国确认了特朗普不是例外，两届政府的基本判断一致，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中国也不再寻求回到过去，2026年特朗普访华时的文章说得明白：无需回到过去，但可以开辟更美好的未来；第二，中国看清了自己实力体系里每一个精准的缺陷——而这些缺陷，恰恰是产业升级要补的关键点位。美国自以为是的打压，经过中国的有效应对，变成了一种「变相的外部帮助」。

2025-2026：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

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对华政策的重心放在经济安全、产业回流、技术控制、贸易平衡上。2025年上半年贸易战里，中国的回应是「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加上稀土出口管制和逐渐成型的反制裁、反长臂管辖能力体系——证明中国手里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超大规模的市场、快速增长的创新能力和广泛的全球经济联系。

这时候布林肯、沙利文这些「无官一身轻」的人反而肯承认中国的优势了：市场规模、制造能力、造船、科研论文、专利、人工智能，都有显著的规模优势。2026年元首互访后，中美确立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详见「建设性战略稳定」——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框架）。

但沈逸提醒，美国换说法不等于认输。美国现在的叙事从「全面超越、绝对领先」改成「多维度差异化、长期演进」——翻译过来就是：延缓中国取得最终胜利的时间。你明明已经赢了，他告诉你还没赢，你在别的地方还有缺陷。

学界光谱：六种说法，一个前提

回顾这四十年，美国理论界关于中美关系的说法大致有六种：

• 自由主义接触论——市场、制度、交往能改变中国；
• 现实主义权力转移论——实力增长必然带来竞争，弗里德伯格为代表；
• 自由秩序吸纳论——伊肯伯里：中国会发现改革现有制度比推翻它更划算；
• 战略竞争联盟制衡论——美国一家不行但可以靠盟友；
• 风险管控论——沙利文一系：竞争长期存在，但在核安全、气候、金融、公共卫生、AI治理上有共同利益；
• 反思扩大化论——把什么都塞进对华竞争会伤到美国自己，还可能自我实现。

说法各不相同，前提出奇一致：美国仍然应该是老大，现在不是老大，将来也必须回到老大——这是天定命运，不能改。谁不合我的心意，谁就是在挑战；谁不按我的规矩玩，谁就是在作弊。

六个困境：美国为什么转不过弯来

沈逸把这套认知的毛病归纳成六条。

一是目的论。历史终结论认定美国就是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不许挑战。中国没有照这个剧本走，所以一切都是中国的错。

二是把美国当成国际社会本身。美国的利益等于国际秩序，美国优势缩小等于中国破坏秩序。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真要说带头冲击国际规范的，恰恰是美国自己，拜登和特朗普没有区别。

三是把内部矛盾往外推。美国国内的利润分配、社会分化、贫富差距，都解释成「中国冲击」；去工业化是因为中国不公平竞争。美国企业的利润追求、金融化扩张才是去制造业的原因，基建、职业教育、劳动力流动、政府治理的问题，提都不提。问题既然都是中国的错，那美国自己改什么？继续错着呗。

四是国家安全泛化。对华竞争成了跨党派共识之后，「国家安全」成了万能的筐，国内治理的难题顺手就扔进去。

五是用自己的历史经验揣度中国。美国对中国所有的负面指控，都是美国自己干过的事——这种镜像认知，看不见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和文化传统。

六是高估了联盟的整合能力，也低估了竞争政策的反弹效应。盟友不是提款机，打压别人自己也要付代价。

认知可以校准，靠的是行动

说了这么多问题，沈逸最后给出他的判断：美国对华认知确实在变，虽然还没能正确反映中国的真实形态，但比以往已经有所改进。认知是可以被调整、被校准的——谁去校准？中国。用什么校？行动。当美国乱七八糟瞎搞的时候，中国用坚定的行动把它推回正确的方向。

这也是为什么他把中美关系的未来押在实力、制度、认知三个东西上：实力决定你能做什么，制度决定你做不做得成，认知决定你往哪个方向做。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由这三样共同决定——而不是由「冷战经验」或「霸权更替」的旧剧本预先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