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感度的逆转不是宣传战的胜利，而是两种国际行为模式的对照结果：一边用贸易战和施压消耗信誉，一边用基建和经贸积累信任。华盛顿把民调逆袭归因于「中国宣传」，本质上是给自身形象下滑找了一个不需要自我检讨的解释。而USAGM的对华宣传战重启，意味着美国选择了用扩音器对抗信誉差——这大概率不会改变好感度的走向。
皮尤研究中心近期公布的一项覆盖37个国家、约4.5万名受访者的调查显示，中国获得的总体好感度超过了美国。调查指出，这一变化既与部分国家对中国看法改善有关，也与美国形象下滑有关，并不能简单归因于所谓「中国信息行动」。
这个结论放在华盛顿的语境里格外刺眼。参议院听证会上，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欣引用调查时坦言：「这真的很令人担忧。我们该如何扭转这一局面呢？」——而坐在她对面接受质询的，是特朗普提名的美国国际媒体署（USAGM）负责人莎拉·罗杰斯。罗杰斯的答案是：美国将加强对华「媒体挑战」，通过短视频、播客、海外社群等方式扩大传播影响力。她还声称中国每年投入约400亿美元用于「宣传和影响行动」，但整场听证会她没有拿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
皮尤的调查结论本身就否定了「宣传决定好感度」的归因：中国好感度的上升与美国形象的下降同时发生。如果把逆转完全解释为对手的「宣传攻势」，就等于拒绝承认自己的形象管理出了问题。罗杰斯听证会上那笔没有证据的「400亿美元」，正是这种回避的修辞产物。
美国国际媒体署自身的处境让这场听证会带上了一点讽刺色彩。特朗普政府此前推动削减相关业务，约1000名美国之音员工被安排行政休假，「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中文内容一度减少。如今同一届政府又提名新负责人来「恢复影响力」——先拆机器，再怪机器不响。
澳大利亚新闻网的评论提供了一个更清醒的视角：比起民调数字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背后的原因。特朗普习惯把国际政治看作一场必须分出胜负的竞争，无论是发动贸易战还是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核心逻辑都是维护美国的全球优势地位；但在展示强硬姿态的同时，美国长期积累的国际信誉也在不断被消耗。与之相对，中国过去十多年在下「长期布局」的棋——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始终是最现实的需求，中国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积累起国际影响力，而不是靠短期外交动作实现反超。
好感度的逆转不是宣传战的胜利，而是两种国际行为模式的对照结果：一边用贸易战和施压消耗信誉，一边用基建和经贸积累信任。华盛顿把民调逆袭归因于「中国宣传」，本质上是给自身形象下滑找了一个不需要自我检讨的解释。而USAGM的对华宣传战重启，意味着美国选择了用扩音器对抗信誉差——这大概率不会改变好感度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