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环保署化学品安全办公室的科学家们描述了一个荒谬的对话："如果双手接触化学品存在致癌风险，主管会问——'如果只浸一只手呢？如果只浸一根手指呢？'"他们被要求寻找一种能让化学品通过安全审查的最小接触方案。如果找不到，会议会继续，直到"找到消除风险的方法"为止。
这不是个案。EPA现任和前任员工向CNN披露的，是一套正在系统化运作的流程——不是在讨论科学，而是在反向推导预设结论。
在EPA化学品安全办公室，科学的角色已经从"回答问题的工具"变成了"需要被绕过的障碍"。这不是监管的松紧之争，而是谁有权定义"风险"的制度性争夺。
从"寻找风险"到"消除风险"
EPA的传统流程是这样的：科学家审查一种化学物质→如果发现健康风险→启动监管程序。这套流程的逻辑是风险驱动监管，底线由科学划定。
但在特朗普政府的第二任期，EPA内部形成了一个新的反馈回路。政治任命官员（其中多人来自化工行业游说背景）被安插进化学品评估办公室的关键领导岗位。他们在科学家完成审查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设置了拦截机制：
一旦科学家在早期发现某种化学物质可能有害，政治任命官员就会立即召开内部会议。会议的主题不是"这个风险是否真实"或"我们需要更多数据"，而是"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这份报告通过"、"如何让风险在纸面上消失"。有员工形容这些官员"暗中操纵"审查结果使其有利于行业导向。
"每一个决定，甚至细枝末节，都要上升到政治层面。这很不正常。"
从制度设计角度看，这不只是"亲行业"的问题。EPA的化学品安全审查遵循1976年《有毒物质控制法》（TSCA），该法律在2016年进行了更新，要求EPA审查市场已有的化学品——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1976年法案通过时，约有62,000种化学品被"祖父条款"豁免，其中许多至今仍在使用，从未经过完整的健康风险评估。
EPA在2024年秋天提出了一项新的TSCA规定，声称要"简化审查程序"。倡导者指出，这实际上是在缩短审查时间，舍弃对最坏情况假设的测试，并忽视那些威胁社区的实际暴露场景。环保组织和化学工业甚至在法庭上互相起诉——环保组织认为EPA做得不够快，化学工业则认为EPA管得太宽。
IRIS的架空
最隐蔽的变化发生在EPA内部的独立科学项目——综合风险信息系统（IRIS）。几十年来，IRIS的科学家团队负责评估化学物质是否有毒，评估结果直接为EPA的风险评估提供底层支撑。
上个月，EPA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宣布：各项目办公室不再必须依赖IRIS的评估，而是可以自行做出"科学判断"。这意味着政治任命官员管理的各个项目办公室，可以绕过IRIS科学家的独立审查，直接为自己的监管决策选择信息依据。
用行政部门的政策分析取代独立科学机构的危害评估，本质上是允许"先有结论、再找证据"。一位EPA工作人员直言：这种做法"使科学更容易受到政治影响"。
种族因素的消失
另一个被系统化移除的，是对不同种族群体健康脆弱性的分析。
EPA有长期使用的科学方法，用于评估特定化学物质对某些种族群体的差异化影响——某些人群因遗传或生理因素，对特定化学物更敏感。但在"反对DEI（多元化、公平和包容）"的行政指令下，这类分析被从EPA的评估流程中剔除。
一位资深员工的评论点出了中间的荒谬："我们知道某些种族更容易患上某些疾病——你不能在里面提到这一点，因为这被当作种族歧视言论。"
前拜登政府EPA化学品安全办公室主任弗里德霍夫对此有更法律层面的见解：《有毒物质控制法》明确要求对"可能接触或易感人群的风险进行评估"。忽视这部分分析，"可能会降低人们的安全，并给环保署带来法律上的漏洞"。
二月的培训
EPA在二月份组织的一次培训课程，成了了解风向变化的最佳窗口。当时化学品安全办公室为新分配的员工进行了入门指导，核心信息是："风险不是一个数字；风险评估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叙述。"
接受CNN采访的员工认为，这实际上是在为"更多的回旋余地"做准备——当风险评估不再是一个可验证的数字，而是一段可被修饰的"叙述"时，政治任命官员获得了更大的话语空间。
一名员工一针见血地总结了这整个变化的本质："我希望得出的结果是这种化学品是安全的。"
到2027年2月，还有近十几种化学品需要评估，此后还有数千种。一位科学家警告：随着EPA评估方式的改变，"几年后可能会出现大量不良健康影响"。
文化的存续
批评者最担心的是：这些变化不会随着特朗普离任而消失。EPA的机构文化比任何一届政府都更长命。"这种文化将远远超过本届政府的寿命。"
当科学家不再敢于反对——因为联邦工会合同被终止、签署异议信的员工被停职——制度的韧性就消失了。即使在下一届政府上台后更换领导层，被清洗的经验、被架空的程序和被打散的信任，很难在一两个任期内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