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一个不太容易被察觉的分水岭。那一年美国发动了对华贸易战,同时开始全面打压华为——两件事在同一年发生,但意义并不相同。贸易战属于熟悉的博弈工具——关税、汇率、宏观层面的对抗,有规则可循、有历史可鉴。而针对华为的行动,则开启了一种新的竞争形态:大国博弈开始深入到企业层面。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李巍在6月19日接受北京日报采访时,为这一范式转移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他的核心判断是:美国对华竞争正在经历从宏观博弈到企业精准打击的范式跃迁,而驱动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兴衰取决于产业兴衰,产业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超级企业兴衰」的竞争逻辑。

📋 企业层竞争的核心特征

过去几年,美国对华竞争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从过去侧重关税、汇率等宏观层面的博弈,转向对具体企业的精准打压。

——李巍,2026-06-19

两个筛选标准

李巍的分析给出了美国选择打压对象的明确标准,这比外界通常描述的「针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要精确得多。美国真正瞄准的企业,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中的一个:要么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以行业地位而论),要么是对美国形成「实质性竞争挑战」的企业——后者是一个动态标准,随着中美技术差距的缩小,符合条件的公司清单在持续扩大。

从华为到中国电信运营商、人工智能企业到新能源汽车,再到最新被列入关注的印制电路板(PCB),这个清单的扩张路径清晰地反映了美国安全审查的扫描逻辑:它不是在固定名单上打钩,而是沿着产业链向上游追溯,一旦在某环节发现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就将该节点纳入审查范围。

从宏观到微观的三层跃迁

这场范式转移不是一步到位的。李巍的访谈实际上勾勒出三层递进:

第一层:工具层

从关税这样「钝」的工具,转向实体清单这样「锐」的工具。关税影响的是一个产业的整体出口成本,而实体清单可以精确打击单一企业、切断其供应链的特定节点。锐器意味着更可控、更可逆、也更隐蔽——你可以选择何时收紧、何时放松。

第二层:目标层

从「行业」到「企业」的降维。竞争的颗粒度变得更细——不是针对「中国半导体产业」,而是针对「长江存储」「长鑫存储」这样的具体企业。这种降维意味着竞争逻辑的改变:过去是产业政策对产业政策的对抗,现在已经精确到可以逐一评估每一家公司的技术路线、市场占比和供应链脆弱性。

第三层:标准层

从「经济威胁」到「安全威胁」的叙事升级。李巍特别指出,21世纪技术发展带来了一个客观趋势:军民技术边界越来越模糊,许多民用技术都可能产生「安全外溢效应」。这意味着美国可以不断扩大「安全威胁」的定义边界,将越来越多的民用技术和产品纳入审查框架——PCB是一个典型案例,它本是一种通用电子基础材料,但在当前的叙事中,它被定义为「可能导致导弹飞行中失效」的安全隐患。

PCB的警示:民用技术的安全化逻辑

最新被列入关注的中国印制电路板(PCB)是理解这一范式转移的最佳切片。PCB是一种极为基础的电子元器件——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都需要它,从手机到导弹。当李巍谈到「民用技术的安全外溢效应」时,PCB提供了教科书式的案例:

一项在中国已经形成完整产业生态、占据全球主要产能的民用技术,因为「如果被植入恶意元件」的最坏情况假设,被拉入安全审查的射程。这个逻辑链条的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的性质,而在于「最坏情况假设」——当安全焦虑达到一定阈值,任何具有供应链主导地位的中国技术都可以通过这种假设被安全化。

📝 范式转移的本质

核心不在于「国家安全」的定义本身,而在于定义权的单方面扩张——当一方有权将任何民用技术重新解释为安全威胁时,竞争就不再遵守产业规则,而是转向「谁有定义权」的元博弈。

「心中无敌」的镜像

李巍援引的那句「心中无敌,则无敌于天下;心中有敌,则天下皆为敌」,在分析框架上其实揭示了一个深层镜像:美国对华企业打压的扩张速度,与美国对自身相对衰落的焦虑感基本同步。这不是说中国的企业扩张本身有问题——而是说当焦虑方用安全视角审视一切技术竞争时,安全化的边界必然会持续外推。

⚠️ 结构性判断

这套分析框架的意义不止于解释美国的行为逻辑。对于中国科技企业而言,它意味着一个结构性判断:无论企业本身是否有意参与地缘博弈,只要在某一技术领域达到实质性竞争优势,就必然进入美国安全审查的视野。这不是针对个案的策略调整,而是竞争形态本身的范式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