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4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发起了一项旨在「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新运动——不是质疑其权威、不是削减其预算，而是从制度存在本身寻求消除。这一行动不是孤立的情绪发泄，而是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以来一系列「制度消除」行动中的最新一例：从退出国际协议、制裁法院官员，到如今公开要求其他国家退出《罗马规约》。
鲁比奥的逻辑：「主权」与「有罪不罚」的一体两面
鲁比奥在《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中，描绘了一个美国执法人员被外国法官审判的场景。这一叙事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利用了「保护美国人」这一近乎不可反驳的政治正确框架——谁会对「美国边境巡逻人员不被国际法庭审判」说「不」？
但法律专家很快指出了其中的逻辑断层。人权观察组织前执行主任肯尼思·罗斯指出：「国际刑事法院并未声称对发生在美国境内的行为拥有管辖权。」事实上，ICC的管辖权只延伸至《罗马规约》缔约国境内发生的罪行——美国从未批准该条约，法院也从未对发生在美国境内的罪行展开调查。
「鲁比奥正以『国家主权』为幌子，为其为美国战争罪行寻求有罪不罚开脱，这无视了其他国家就其领土上发生的罪行诉诸国际刑事法院的主权权利。」
这句话揭示了鲁比奥操作的双层结构：表层是「保护主权」的安全叙事，里层是「寻求有罪不罚」的豁免需求。两者之间的张力在于——如果其他国家可以同意ICC对其主权范围内的罪行行使管辖权，那么美国作为一个非缔约国，它的「主权担忧」实际上是一个关于「美国公民在别国领土上犯下的罪行该由谁来审判」的问题。
工具箱：从制裁到外交施压
美国国务院的「瓦解」计划包含三项平行的施压工具：
- 制裁。 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开始六周后就以行政命令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对包括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两名副手以及六名法官在内的法院官员实施制裁，原因是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行为以及美国军人在阿富汗的活动展开了调查。制裁范围随后扩大到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三个巴勒斯坦人权组织。
- 签证武器化。 鲁比奥计划对那些「在依赖美国援助的同时拒绝拒绝国际刑事法院虚假管辖权的国家」施加旅行禁令和签证撤销——这是一种将国际法履行与双边援助挂钩的杠杆操作，比制裁更灵活、更难以被国际舆论标记为「制裁」而受到反制。
- 施压退出《罗马规约》。 核心目标是在ICC的缔约国中制造足够的退出潮，使其制度合法性受到不可逆的损伤。一名官员告诉CNN，那些「拒绝拒绝」ICC管辖权的国家「很可能面临更严格的审查」。
选择性拥抱——特朗普政府与ICC的畸形关系
鲁比奥运动的另一个结构性缺陷是立场上的自相矛盾。特朗普政府有时会赞扬ICC的管辖权理念——例如欢迎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行展开调查，因为乌克兰是《罗马规约》签署国。但当ICC的调查方向转向以色列（特朗普的亲密盟友）时，法院就变成了「非法的政治工具」。
领事闲谈在转发这条消息时用了五个字概括：「乖则用，不乖则弃」。这五个字比千字分析更清晰地解释了美国对国际法的基本态度：法律的有效性取决于它是否服务于美国当前的政治目标。当ICC起诉俄罗斯时，它是正义的工具；当ICC调查以色列和美国时，它是一个需要被「瓦解」的威胁。
对ICC的实质性影响
鲁比奥的「瓦解」运动究竟能产生多大影响，目前尚不清楚。ICC自2002年成立以来已经在操作层面形成了对美制裁的「制度免疫」——法院的日常运营预算来自缔约国会费，法官和检察官的薪酬不受美国直接控制。
但真正的威胁不在预算层面，而在制度合法性层面。如果鲁比奥的外交施压成功推动一批发展中国家退出《罗马规约》，ICC将面临一个比预算削减更严重的危机：缔约国数量的减少意味着其管辖的地理范围缩水，由此形成「法院只审判小国、不敢碰大国」的公众感知——这正是鲁比奥希望达成的叙事效果。
一名美国政府前高级制裁官员的匿名表态对此做了精准描述：「当制裁发挥作用时，你会利用制裁来巩固通过外交手段所取得的成果。」这句话道破了制裁与外交的关系：制裁不是目的，它是让外交施压生效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