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框架

2026年5月26日,美国前常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在「政客新闻网」欧洲版发表专栏,提出了一个悖论式的事实:「美国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军队,却已经超过30年没有赢得过任何战争。」达尔德的三重缺陷框架指向的不是战术失误或装备短板,而是美国战前决策流程的「逻辑颠倒」——先动武、再等人告诉你为什么动武。这套框架的复用价值在于:在任何一场美国参与的冲突中,都能用它来评估「这场仗从一开始就注定打不赢的可能性」。

达尔德掰着手指细数——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当下的伊朗冲突,仅1991年的海湾战争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而这场胜利的核心经验——克制的作战目标——在日后被反复抛弃。他的分析揭示的不是火力不足的问题,而是美式战争思维存在着根本性的结构缺陷。

以下是达尔德列出的三层结构性失灵,以及他所推崇却被历任政府抛弃的矫正框架——温伯格-鲍威尔原则。

第一重失灵:手段与目标倒置

达尔德认为美军战争模式的第一重缺陷,是将战争的手段和结果排错了序。华盛顿不先确立政治目标、再选择合适手段,反而先动用军事力量,再寄希望于政治结果自然达成。越南战争的「滚雷行动」、伊拉克战争的「震慑行动」、对伊朗的「史诗狂怒行动」,每次都是投入压倒性兵力,深信全面摧毁就能换来预期结果,但事实从未如其所愿。

这种倒置的根源在于克劳塞维茨定义的战争本质被本末倒置——战争不是政治的延续,而是政治放弃后的次优选择。美国政府将战争视为外交破裂后的最终手段,而非精心设计的政治工具中的一种。打仗之前没有想好「打完以后怎么办」,这在达尔德看来是所有后续错误的起点。

第二重失灵:战略目标过度扩张

第二重缺陷是美国的战争目标设定得过于宏大且不切实际:政权更迭、文明转型、输出民主、终结恐怖主义——这些目标超出了军事力量所能实现的范畴。军事力量可以推翻一个政权,但无法为一个社会安装全新的治理系统。它可以瓦解一个恐怖组织,但无法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政治土壤。

达尔德用海湾战争作为对照样本:老布什之所以能够取胜,是因为他顶住各方压力,将目标锁定在「驱逐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这一清晰且有限的作战目标上。34国联军、国际合法性、明确的退出条件——这套操作至今仍被看作美军对外用兵的标准范本。而小布什在同一个幕僚团的鼓动下,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决策——推翻萨达姆政权、改造中东——最终将美国拖入长达十年的泥潭,养大了伊朗,瓦解了区域秩序。

第三重失灵:忽视非对称动机

达尔德认为最致命的缺陷是:华盛顿的决策者始终低估对手的「非对称动机」,误以为绝对武力可以弥补意志力的差距。他举出的例子极具说明力:越共、塔利班、阿拉伯复兴党、伊朗伊斯兰革命者——他们都不是因为不知道美军火力有多猛而输掉战争的。恰恰相反,他们清楚双方的军力差距,但他们同样清楚「自己为什么而战」。

" 意志的不可替代性

「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可能拥有武力,但对方却有意志。越共、塔利班、阿拉伯复兴党、伊斯兰革命者,他们都不会让步。」
— 伊沃·达尔德,《政客新闻网》欧洲版,2026年5月26日

1968年的「春节攻势」是这一缺陷的经典案例:越共在军事上未能达成任何占领目标,但其规模和突然性彻底动摇了美国民众的战争意志。「越共清楚自己为何而战,而华盛顿早已迷失方向」——这句话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被反复验证,在伊朗冲突中再次应验:美国没有为伊朗可能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制定预案,没有为扶植温和继任者出台方案,没有为失败留一条退路。

温伯格-鲍威尔原则:一条被遗落的标准

达尔德在批判之后给出了可复用的矫正框架:温伯格-鲍威尔原则。这套原则诞生于越战之后,由前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总结,核心要求是:

这套原则在海湾战争中得到了完美验证,但之后被历任政府逐步抛弃。「9·11」事件后,强调快速反应的「拉姆斯菲尔德原则」取而代之,变成了更激进、更冒险、更少约束的用兵准则。达尔德指出,现任国防部长赫格塞思虽声称以温伯格原则指导对伊军事行动,但实际举措完全背离了每一项准则。

📝 达尔德的核心判断

「惊人的战术能力,无法替代清晰的战略思考与合理规划。战术优势不等于战略胜利,正如战术劣势不等于战略失败。」

已知矛盾点

达尔德的分析框架是叙述性的,缺乏对每一重缺陷的量化权重。在他列出的三次失灵中,「手段与目标倒置」和「战略目标过度扩张」在不同战争中有很大的交叉——伊拉克战争同时符合第一和第二重缺陷,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清晰。此外,达尔德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即使美国重新遵守温伯格-鲍威尔原则,「清晰的退出策略」在复杂的代理人战争和反恐行动中如何界定?——这个原则在大国竞争时代的适用边界,达尔德没有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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