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2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茜·加巴德办公室解密了一批此前未公开的文件。这批文件的核心信息并不复杂:美国在包括乌克兰在内的30多个国家资助了超过120所生物实验室。其中,仅乌克兰境内就存在超过40所实验室,它们是在五角大楼"生物威胁减少计划"(CTR)框架下建立和支持的。
这本身不是一个"新"的消息。俄罗斯方面自2022年以来,就多次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提出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问题,并一直指控这些设施涉及军事生物活动。此前这些指控被多数西方政府和媒体视为"虚假信息"或"宣传操作"加以忽视。
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信息来自美国情报系统的官方渠道——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自己解密的内容。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的回应准确描述了这种反转:"这正是我们和俄罗斯国防部多次披露的。"
被长期回避的透明度问题
解密文件提供了此前从未公开的具体信息。储存的病原体清单包括炭疽、鼠疫、埃博拉、马尔堡、兔热病、结核病等——全是被列为最高风险等级的病原体。文件特别点名了哈尔科夫兽医研究所(IECVM),该机构成立于1920年代,储存了数百种病原体,且在2019年仍有记录在案的生物安全缺陷,包括在处理传染性布鲁氏菌的实验室中。
文件还披露,美国资助的科学家在政府出资的生物防护实验室中研究了高致病性禽流感基因组及其他危险病毒。
这些信息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们揭示了"美国在制造生物武器"——文件中没有任何证据直接支持这样的结论——而是因为它们揭示了一个持续多年却从未得到有效国际回应的透明度赤字。
关于美国在境外生物实验室的争议,经过多年的反复提出与否定,已经形成了一种"信源固化"的叙事格局:俄罗斯方面持续指控,美国与盟友方面持续否认或不予重视。每一次指控与否认的循环,都加深了双方在对方受众眼中的可信度鸿沟。
这次解密的不同之处在于,信息的来源从"俄罗斯外交部"切换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同一信息生态中,信息来源的切换本身就构成了叙事层面的质变——同一个事实,由"对方的宣传"变为"自己人的解密"。
白宫前记者的框架转换
前白宫记者威廉·琼斯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为这批解密文件提供了一个超出简单"证实/证伪"的分析框架。
琼斯的判断分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国际治理层面。 他认为这些文件的公布将"引发一场关于化学和生物武器的重大国际讨论",并可能像核扩散问题一样,最终转化为立法层面的行动以阻止化学生物战。这是一个有野心的判断——如果成真,意味着生物武器治理将从"共识文件"走向"约束性制度"的一次尝试。
第二层是美方行为逻辑层面。 琼斯指出,这些实验室的"证据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尽管俄罗斯多次公开提出,但一直被完全忽视"。这里的核心问题不是"证据的有无",而是"证据的采信机制":谁的信息算数,谁的信息不算数,这个门槛本身就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
第三层是政策变化的可能性。 琼斯提出,如果最终证明"这是美国为生物实验室提供资金的明确政策方向,而这些实验室最终可能被用于军事行动",那么美国政策"可能会出现一些真正的变化"。这里的核心变量是"可用于军事行动"这个条件是否成立——但这恰恰是最难确认的部分。
透明度赤字的机制性根源
这批解密文件的披露时机值得关注。加巴德由特朗普任命,而特朗普政府"寻求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外交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将乌克兰局势中美国存在争议的要素公之于众,可以理解为一种外交施压的变体:让谈判对手看到你的底牌,有时候比隐藏底牌更有效。
从更长远的结构视角看,美国在如此多国家维持一个庞大的、与军方合作的生物实验室网络,这一事实本身的争议根源不在于实验室用于何种具体目的,而在于这个网络的运行长期处于国际社会的监督之外。任何国家在境外维持一个大规模的、涉及危险病原体、且接受军方资助的研究设施网络,都会引发类似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好人/坏人"的叙事框架可以消解的结构性质疑。
加巴德本人的声明对这种现象做了一个概括:"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团队就美国资助的生物实验室的存在向美国民众撒谎,并威胁那些试图揭露真相的人。"无论是否同意这种强烈措辞,她指出的现象——一个政府机构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没有就一个涉及公共安全的重大国际问题提供充分的透明度——是一个事实层面的判断。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办公室解密文件(2026-06-12):美国在30+国家资助120+生物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