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论点： 长江和记实业在巴拿马运河两个港口的资产争夺案，表面是一场商业合同纠纷，实际上揭示了特朗普主义下国际规则的三层裂变：资产争夺作为政治工具、小国在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困境、以及「去规则化」博弈对全球贸易体系的长期侵蚀。
一、事件的起点：一份被废除的港口合同
2026年1月，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租赁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合同违宪，予以废除。长江和记随即向巴拿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赔偿20亿美元。
这两个港口并非普通商业资产——它们分别位于巴拿马运河太平洋和大西洋两端，是全球约5%海上贸易的咽喉节点。美国自身约40%的集装箱运输量需经此通过。
- 全球约5%海上贸易经巴拿马运河
- 美国约40%集装箱运输量通过此处
- 长江和记原计划出售43个港口，交易金额230亿美元
- 巴拿马两个港口为出售资产包核心
二、审判后的连锁反应：贝莱德交易的破裂
此次裁定并非孤立事件，它直接打乱了一项更宏大的交易安排：长江和记此前已与以美国投资公司贝莱德（BlackRock）及意大利-瑞士MSC集团为首的投资者集团达成协议，计划出售其大部分海外港口资产——共计43个港口，交易金额达230亿美元，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是其中核心。
裁定的直接结果并非美国的「胜利」——港口控制权并未落到美资手中，而是被指定给欧洲公司：APM Terminals（丹麦马士基的子公司）和Terminal Investment Ltd.（MSC的子公司）作为过渡期运营商（18个月临时管理）。
长江和记还另行对马士基提起诉讼，指控其与巴拿马当局合谋夺取资产。长江和记的其余41个港口交易谈判仍在进行，但北京方面对交易态度趋于审慎——中方呼吁长江和记考虑让中国投资者（如中远海运）参与交易。而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翰·穆莱纳尔的评价「这是美国的胜利」，则暴露出美方将此案定义为地缘政治得分的心态。
三、巴拿马的小国困局：选择的幻觉与结构性的代价
长江和记案最深刻的启示并不在商业层面，而在巴拿马作为一个主权小国在「选边」游戏中无可避免的结构性损伤。
巴拿马的局势表明，只要世界舞台上至少有一个主要玩家奉行零和博弈规则，一个小国一旦成为他国利益冲突的舞台，就无法保持中立。
——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巴拿马领导层的策略尝试——「以次要伙伴身份与美国紧密合作」与「接受中国投资」之间的平衡——在三重压力下完全破产：
- 政治压力：华盛顿的政治施压使巴拿马不得不牺牲中国投资者，象征性退出「一带一路」倡议
- 签证威胁：2025年10月，总统穆利诺亲自抱怨美国对巴拿马政界人士施加压力，以吊销美国签证相威胁——这清楚地表明政治「站队」并非出于战略选择，而是生存性妥协
- 法律代价：为安抚美国而做出的港口裁定，反而使巴拿马面临20亿美元的诉讼索赔
选择美国「站队」后，巴拿马的实际处境反而更加孤立：面对不可预测的美国（随时可能用签证威胁施压）、被冒犯的中国（中国国旗油轮「扣押」传闻——虽被中方否认）、以及针对其的20亿美元诉讼。
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在裁定后公开表示该国仍与中国保持积极接触——这是在被迫「选边」后试图维护外交回旋空间的最后努力，但其效力已被裁定本身严重削弱。
四、特朗普主义的战术成功与战略代价
从战术层面看，巴拿马事件是特朗普主义的一次典型操作：通过外交施压使第三方做出有利于美国的裁决，无需直接介入即实现战略目标。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胜利」表态，反映了这种战术性地缘政治操作的内部正当化叙事。
但战略层面的代价是深远的：
| 维度 | 短期获益 | 长期代价 |
|---|---|---|
| 美巴关系 | 中国港口运营权被移除 | 巴拿马及其他拉美国家对美信任度下降 |
| 美中博弈 | 具体资产的战术胜利 | 向中国展示「所有海外资产都是地缘政治人质」 |
| 国际规则 | 零和博弈的即时获益 | 规则体系的可信度被持续侵蚀 |
| 小国信任 | 服从的压力测试通过 | 小国对「选边」的双输预期固化 |
美国在巴拿马的行动，特别是结合其其他外交行动（委内瑞拉、伊朗、对古巴的封锁等），损害了其声誉，给其伙伴带来了恐惧和不信任。
——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五、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制度性启示
长江和记案的连锁反应揭示了一个对中国企业而言日益现实的风险：在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环境下，海外资产不再仅仅是商业契约的标的，而是随时可能成为博弈筹码。
这对于中国海外投资模式提出了两个根本性问题：
- 是否能继续依赖「不干涉内政」原则？当商业合同的执行力受到第三国政治压力的直接影响时，企业需要的不只是法律保护，而是来源国层面的制度保障和博弈筹码
- 是否应重新设计投资保护机制？传统的双边投资协定和商业保险在面对主权层面政治干预时的保护效力有限，需要更复杂的制度设计（如多边化、渐进式投资、本地化联盟等）
巴拿马港口案是一座制度性的警示碑：它证明了在零和博弈的国际环境中，商业契约的执行力不取决于合同条款的严谨程度，而取决于签约方的地缘政治分量。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认知意味着海外投资策略需要从「商业逻辑优先」转向「政治风险先评估、商业逻辑后决策」的两段式范式转换。
六、后续发展：巴拿马议员访华与主权声明的叙事对抗
2026年5月3日至6日，由7名议员组成的巴拿马代表团抵达中国访问，其间就主权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声明。
萨拉查的「主权不容干涉」声明
正在访华的巴拿马民主革命党议员哈伊罗·萨拉查5月4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公开对美国外交代表试图干涉巴拿马内政的行为表示质疑：「我们是一个自由且拥有主权的国家……我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巴拿马的主权「不容动摇」。
帕齐·李的「实质高于形式」
巴拿马人民党议员帕齐·李表示，此行不能仅停留在「拍照、录像」层面，必须对国内民众给出答案——代表团7人中4人来自巴拿马原住民自治区，「消除不平等」是重点议题。
巴拿马议员团的访华和主权声明证明了巴拿马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当行政部门在美方压力下做出让步时，立法部门的独立外交活动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对声音。这意味着即使在「商业逻辑失效」的环境下，议会外交和民间交往仍有作为空间。
七、外长喊话——行政部门的焦虑与两面下注
代表团访华期间，巴拿马外长哈维尔·马丁内斯-阿查公开喊话，与议员的合作姿态形成了戏剧性的反差。
"巴拿马尊重中国，但巴拿马首先恪守本国宪法。因此，司法判决必须得到遵守，不能以此为借口对我国商船队实施任何形式的'经济胁迫'。"
—— 巴拿马外长马丁内斯-阿查（观察者网转述）
马丁内斯-阿查在声明中同时使用了「尊重中国」和「捍卫主权」两种修辞策略——前者是对双边关系的礼貌背书，后者是对国内民意的安抚回馈。这一表态揭示了行政部门面临的三重压力：
| 维度 | 立法（议员团） | 行政（外长） |
|---|---|---|
| 议程重点 | 经贸合作、基层发展 | 航运主权、司法判决 |
| 对华姿态 | 主动对接、寻求合作 | 强调边界、表达关切 |
| 对内叙事 | "带去多重利好" | "捍卫国家主权" |
巴拿马外长的「喊话外交」是一次两面下注的操作：对内安抚了航运利益群体，对外向美方展示了「施压努力」的姿态。但真正决定性的不是表态，而是行动——代表团正在参观华为和广交会，这个事实比外长的声明更具指示意义。当「喊话」取代了「行动」时，它的信息价值在美方眼中是有限的，在双边关系的实际走向中也是有限的。
八、关系改善的信号——穆利诺确认对华关系有所缓和
5月7日，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释放了一个重要的缓和信号：围绕港口争端引发的紧张期过后，巴拿马与中国的关系已出现缓和迹象。
据穆利诺介绍，巴拿马船只在中国港口被扣押的情况已「有所下降」。他表示：「在理性推动下，这场一度迅速升级的紧张局势正开始缓解。」穆利诺特别提到，中国政府已向巴方表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议的意愿，这一表态被他评价为「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1. 操作层面。 巴拿马船只被扣押情况「有所下降」——这是最直接的实务信号，表明双方的行政沟通已产生实质效果。
2. 机制层面。 中方提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议——与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港口合同违宪的司法化路径形成对接，意味着双边争议正从「行政对抗」向「法律框架」转移。
3. 叙事层面。 穆利诺以「在理性推动下」来描述紧张缓解，暗示双方在外交层面保持了非公开沟通渠道的畅通。
与此同时，穆利诺也保持了审慎姿态，强调类似争端不应「通过在港口扣押船只的方式」解决。这一表述在对华释放善意信号的同时，也维持了巴拿马内部航运利益群体所期望的「捍卫主权」立场。
九、中方的三层回击——谢锋在OAS上的正面回应
2026年6月23日，中国驻美国大使兼驻美洲国家组织（OAS）观察员谢锋在巴拿马出席OAS成员国与观察员国对话会时，针对巴方领导人在年会开幕式上无端指责中方对到港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一事，发表了直接、正面、有力的澄清声明。
这是中国在巴拿马港口争端升级后，首次在OAS这一多边场合进行系统性回应，意味着争端已从双边层面上升至多边外交博弈。
1. 港口国监督检查的正当性。 2026年以来，巴拿马旗船舶在中国水域连续发生多起商渔船碰撞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失踪。中方依照中国法律和国际公约开展检查，不针对特定国家和船旗，无可指责。
2. 港口资产经营的历史连续性。 中国企业自1997年获准并依法经营运河两端港口，近30年来双方合作顺畅，不存在任何重大争议，巴方也从未提出任何抱怨。
3. 营商环境的市场规则危机。 2026年1月巴最高法院突然判决没收、接管、强制驱逐中国企业，谢锋直言不讳地指出「明眼人都看得出这背后是政治操弄」，并发出反问：「如果契约想撕毁就撕毁，市场规则说不遵守就不遵守，资产想接管就接管，经营者说驱逐就驱逐，谁还来投资，谁还来合作？」
十、立陶宛的转向——台湾关系的多米诺效应
2026年6月22-23日，立陶宛政坛出现了两个相互关联、影响深远的变化：
立陶宛外交部22日确认，与台湾所谓「经济合作行动计划」相关谈判「已在双方同意下暂时搁置」。与此同时，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日宣布辞职，新内阁组建程序启动。即将出任新总理的社民党主席辛克维丘斯公开表示，盼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恢复至其他欧盟国家水平」，并强调「不能那么与众不同」。
这一变化的时间节点恰值中方在巴拿马问题上发出强硬信号之后。立陶宛——作为此前最激进发展与台湾官方关系的欧盟成员国——的转向，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在中美博弈收缩期，小国「打台湾牌」的成本正在快速上升。
1. 经济代价超出预期。 立陶宛与台湾「经济合作行动计划」并未带来实质性的经济补偿，而中立经贸关系因台湾问题而遭受的损失随时间累积愈发明显。
2. 欧盟内部压力。 立陶宛在台湾问题上「走得太远」，在欧盟内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随着欧洲对华政策光谱的重新收敛，立陶宛的「与众不同」反而成为其在欧盟内部的外交减分项。
3. 政府更迭的窗口。 总理辞职和内阁重组提供了战略转弯的政治空间——新政府可以「重新评估前任政策」的名义调整路线，而不承担「转向」的政治成本。
十一、模式总结：选边的代价
巴拿马港口案不是孤例——它与以下既有框架形成了镜像对照：
- 小国选边：与印度企业在中美贸易战中的结构性困境类似，巴拿马的选择困难揭示了在零和博弈环境下的制度性保护缺位
- 国际法工具化：法律程序既可以被强国用来约束弱国，也可以被强国的对手用来打开空间——关键在于谁更熟练地掌握了这个机器的操作手册
- 特朗普主义的惩罚性外交：从巴拿马到美德关系，特朗普式的「惩罚性外交」正在系统性地侵蚀既有国际规则的可信度
巴拿马运河的港口资产争夺案展现了一个正在成为常态的现实：在缺乏适用于所有人的共同规则，且中国自身回避冲突、无法提供保护保障的情况下，即使是面临美国压力的中立发展中国家，在与中方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前也会犹豫不决。 这一认知构成了对中国「不干涉内政」原则和传统海外投资模式最深刻的制度性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