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初,一场罕见的持续性强降雨袭击广西。在桂林、横州、贵港的洪水中,一个原本边缘的产业被推上了公共舆论的风口浪尖:蛇养殖。
横州市云表镇邓圩村一处养蛇场被洪水冲垮,约800至900条蛇从倒塌的围栏中出逃。其中包含眼镜蛇等毒蛇品种。一名女性村民在清理积水时被眼镜蛇咬中后脖颈,辗转送医后未能抢救过来。另一名覃姓男子也被蛇咬伤,幸得救治。
消息一出,「养殖毒蛇逃逸咬人」的说法迅速扩散。贵港市林业局不得不在7月7日紧急发布澄清:贵港境内无养蛇场,不存在蛇外逃事件。
恐慌的背后,是长期被忽视的产业现实。
一、中国养蛇看广西
广西是全国最大的蛇类养殖基地,存量占全国70%以上。据2025年数据,全区商品蛇年产量超过3000万条。2020年禁食令后,产业从「养殖—餐饮」转向「养殖—药用研发—精深加工」方向,品种结构调整为滑鼠蛇、眼镜蛇、银环蛇等药用品种,产值预期从数十亿元跃升至500亿元。
全国每年约25万至28万例毒蛇咬伤,抗蛇毒血清是唯一的特效药物。而国内唯一生产企业赛伦生物的2024年产量仅有17.3万支,与每年50至112万支的理论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缺口。蛇毒血清的原料正来自广西的养殖场。
柳宗元当年写「悬蛇结虺如葡萄」,形容的正是广西密集的蛇类生态。千百年后,这种密集从自然演化为产业,从野生变成了圈养,但人与蛇之间的「共存」风险从未真正消失。
二、洪水中的双重受害
养殖户同样是这场灾害的受害者。不止横州,灵山、贵港、宾阳的蛇场大面积泡水。蛇养在封闭箱体里,洪水来得太快,来不及转移,大批蛇溺死在养殖棚中。全行业损失惨重。
更雪上加霜的是「逃逸毒蛇伤人」的流言被恐慌放大后,对受灾养殖户造成了二次伤害。一位灵山养蛇户对新京报表示:「我们养蛇的人都不希望蛇跑出来,跑出来我们有损失,如果是毒蛇的话,也会怕咬到人。」
横州养蛇人许平补充了一个关键的事实:洪水过后野外出现的蛇,并非全是人工养殖。山里本就栖息着大量野生蛇,洞穴被大水淹没后同样会向高处逃窜。普通人分不清野生与养殖的区别,「把账全算在养殖户头上,并不客观」。
三、风险治理的盲区
此次事件暴露了特种养殖行业风险防控的系统性短板:
选址问题。 按规定养蛇场须远离居民区、围墙不低于两米且光滑无棱角、顶部加防护网。但低洼地带的零散养殖户显然未能全面落实这些标准。当洪水超过设计防御水位时,所有防护措施一并失效。
应急预案的缺席。 各地防汛工作的重心集中在排涝筑堤、群众转移、防范房屋坍塌与人员溺水。但对特种养殖这类受众面窄、潜在危害极大的动物逃逸风险,缺乏前置研判和应对方案。
信息传播的放大效应。 从横州养蛇场冲垮到「全广西毒蛇满街跑」,中间只隔了一个社交媒体周期。贵港市林业局的紧急澄清折射出一个尴尬的现实:在灾害信息生态中,更正声明跑得永远没有恐慌快。
四、产业的公共价值与制度出路
蛇养殖是一个与危险相伴的高利行业。蛇毒是抗蛇毒血清的唯一生产原料,也是降纤酶、克痛宁等药物的活性来源,蛇毒中分离的L-氨基酸氧化酶等成分正在被研究用于抗癌。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徽上就缠绕着一条蛇——它自古就是医学的象征。
问题的核心不是要不要养蛇,而是如何在灾害情景下管理这个「必要的风险」。
从制度层面看,三条线值得关注:
选址加固标准与灾害情境挂钩。 养殖户优先选择高地搭建养殖场,预判洪水可提前对剧毒蛇类做无害化处置。极端灾害情景下的选址和防逃逸要求,应与常规时期有所区分。
特种养殖纳入防汛预案。 各地应急管理部门应在灾害响应体系中增加特种养殖排查模块——哪个区域有养蛇场、养的是什么品种、警戒水位达到多少时需要转移或处置。
风险分担与产业链协同。 价格高昂的抗蛇毒血清(千元级单价)不仅是养殖风险的后果,也是产业价值的证明。将血清纳入灾害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同时在受灾养殖户的补偿方案中联动考虑公共安全责任,避免让产业承载者同时成为灾害损失和舆论风险的双重承担者。
广西蛇农为什么养蛇?为了钱,也为了命。既为了自己致富,也为了那些可能因为一支抗蛇毒血清而获救的陌生人。让这个产业在灾害中活下去,和在灾害中管控好它的风险,本质上是同一件事。
本节分析基于观察者网2026-07-11长篇报道《害、利之间:广西洪流之中的蛇与养蛇人》。该报道是目前关于此次事件最完整的跨维度调查,覆盖了产业、医学、社会心理、舆情治理等多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