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尔沃基警察局内部事务侦探去年12月开始调查一名警官,他被指控滥用Flock——该部门的自动车牌识别系统。到今年2月的刑事诉状里,细节令人咋舌:警官何塞·阿亚拉秘密使用Flock 124次来查伴侣的位置,又用了55次查伴侣前男友的位置。
滥用不是孤例。本月初,当初调查阿亚拉的那名侦探自己也因滥用Flock被捕——他承认用系统追踪两人,还偷偷在其中一人的车上装了GPS设备。
这不是几个坏警察的问题。非营利公益律所「司法研究所」的统计显示,全美至少有二十几起案件中,警员因涉嫌滥用Flock跟踪恋爱对象而辞职或被逮捕,而公开报道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上月,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市五名警察因滥用Flock被捕并被解雇;南卡罗来纳州格里尔市也有两名警察因此丢职。
一家75亿美元的监控公司
Flock Safety是最大的车牌自动识别系统(ALPR)公司,总部在亚特兰大,与超过5000家执法机构合作,网络覆盖49个州,拥有超过12万个摄像头。这家2017年成立的公司,去年3月拿到硅谷主要投资者(包括Andreessen Horowitz和Peter Thiel支持的Founders Fund)2.75亿美元融资后,估值达到75亿美元。
ALPR本身不神秘:摄像头装在警车上或公共道路固定杆上,拍摄车牌并存入数据库。重点关注名单上的车辆(比如与犯罪、失踪人员相关的)经过时系统报警;警方也可以直接搜某个车牌,查它近期的行踪;各部门之间还能共享数据。
执法官员强调它破案的价值:警方去年靠Flock摄像头追踪到了布朗大学大规模枪击案的嫌疑人;密尔沃基警方4月用ALPR处理了24起案件、5月26起,抓到过家暴、抢劫、勒颈通缉犯。Flock自称去年协助约100万起调查,帮找到1万多名失踪人员。
这些数字是真的。但「1万失踪人员」和「124次查伴侣位置」存在于同一个系统里——这正是问题的形状。
滥用从哪里来
看这些案例的共同点:滥用者不需要黑客技术,不需要绕过权限,他们就是有权使用系统的人。阿亚拉侦探有权限,所以查伴侣位置对他来说只是「多敲几个键」;追他的侦探也一样。
也就是说,这套系统的安全边界不在技术,在人的纪律。Flock自己清楚这一点——CEO加勒特·兰利说,公司上个月推出了一款「审计辅助工具」,检测到「异常」使用情况时会给审计人员发警报。他的原话是:「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我们不想降低每天上班并想为社区做好事的99.99%的警员的工作效率。」
这句话值得停下来读两遍。它承认了系统会被滥用,然后选择用「审计辅助」来补救——而不是从设计上限制查询的用途。被滥用的代价,由被跟踪的人承担;补救的责任,落在审计工具和「99.99%的好警察」的自觉上。
一张监控网的治理难题
把Flock放到更大的图景里看,它代表的是美国执法监控基础设施的一种典型形态:私营公司建设、政府机构使用、数据跨部门共享。12万个摄像头意味着,无论你开不开车、有没有案底,你的车牌行踪都在这张网里——重点不是「有没有被查」,而是「想查的人随时能查到」。
「司法研究所」统计的二十几起恋爱跟踪案,只是被曝光的。Flock的网络覆盖49个州,超过5000家执法机构,这套系统每年支撑约100万起调查——在这样的规模下,未被发现的滥用有多少,没有人能给数字。
兰利的「审计辅助工具」是个方向,但它把治理的重心放在了「事后发现异常」上。真正的分水岭在于:当监控基础设施大到可以监视所有人时,防止滥用的设计应该前置——查询是否需要理由、数据保留多久、跨部门共享的边界在哪——而不是依赖事后审计和个体的职业操守。
反制从举报走向地图——DeFlock、诉讼与立法
2026-08-11 增量追加:两个月后,围绕 Flock 的争议长出了新的形状:反对者不再只是向警局投诉,而是把摄像头的位置画成了一张全美地图。
纽约时报的长篇调查给出了最新的坐标:Flock 已在除阿拉斯加以外的每个州安装了约12万个摄像头,与7000个执法机构签约,覆盖全美约四成执法部门,公司估值84亿美元。德克萨斯州是扩张的缩影——700个警察部门与Flock签约,自由派城市奥斯汀和人口900人的保守派小镇班德拉都取消了合同,班德拉至少有台摄像头被破坏;洛杉矶和俄亥俄代顿暂停合作以防移民当局获取数据,代顿甚至用垃圾袋遮盖摄像头;休斯顿、奥克兰、大章克申等地出现了摄像头被剪断、泼漆甚至枪击的事件。
众包地图:DeFlock
反制的技术侧,是一张众包地图。软件工程师威尔·弗里曼2024年从西海岸自驾到阿拉巴马途中沿途看到摄像头,创建了 DeFlock 应用,邀请用户标注车牌识别器的位置;下载量已超35万,地图上标出了 Flock 等公司生产的12.5万个车牌识别器。27岁的信号塔维修工菲利普在达拉斯郊外开着车,沿途把摄像头一个个加进地图——他的理由朴素:「那我该如何反击呢?靠教育和数据。」
诉讼与立法:把合宪性摆上台面
反制的法律侧,起诉开始挑战整套系统的合宪性。弗里曼今年5月向博尔德市提起诉讼,称这些摄像头构成违宪的「未经授权的大规模监控网」——博尔德安装31个摄像头使机动车盗窃案下降34.5%,但市政府在答辩中称「在公共街道和人行道上,不存在合理的隐私期待」。国会层面,共和党议员基思·塞尔夫(退役陆军上校)7月提出法案,要求联邦机构查询州和地方监控数据前必须取得搜查令;纽约大学法学院警务项目统计,已有13个州立法要求对车牌识别系统进行审计。
反对 Flock 的力量完成了从「个体举报」到「众包地图+宪法诉讼+立法审计」的三级跳。真正让这套网络难以为继的不是个别警察的滥用,而是「想查的人随时能查到」这一设计本身被摆上台面接受审查——当摄像头位置成为公开数据,监控的隐蔽性就被剥夺了;当查询需要搜查令成为法案,滥用的成本就不再只靠事后审计兜底。
当监控基础设施大到可以监视所有人时,防止滥用的设计应该前置——查询是否需要理由、数据保留多久、跨部门共享的边界在哪——而不是依赖事后审计和个体的职业操守。私营公司建设、政府机构使用、数据跨部门共享的形态,让「想查的人随时能查到」成为系统默认,而反制力量的每一步推进,本质上都在把监控的隐蔽性一点点剥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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